1978年5月10日，63岁的王近山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因病去世。负责治丧的人员在整理他的履历时遇到一个难题：王近山虽然是一位历经战斗的将领，但晚年仅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，因此按照规定，其葬礼只能按军级干部标准进行。王近山的丰富经历显然不应仅以“副参谋长”来定义，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担任重要指挥，并在1945年已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司令员，年仅三十出头。

王近山作战勇敢，能在关键时刻完成艰巨任务，深受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器重。他有时候言辞直率，性格刚强，虽容易与人发生冲突，但在战场上却常接下其他指挥官不敢接的任务。1949年，他已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和第十二军的军长、政治委员，显示了他的重要性。然而，后来王近山暂时脱离军队，担任农场副场长，这段经历对他来说落差很大。为了让王近山重返军界，许世友、肖永银等战友多方努力，重塑他的军队身份。

王近山重返南京军区后，许世友在干部会议上对其战功作了介绍，强调他并非普通干部，而是经历过重大战争的老将。然而，王近山的境遇在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后逐渐恶化，因直言不讳与一些同事产生了分歧，导致他工作受限，这使得他晚年的职务与早年的成就之间产生了明显反差。

因此，王近山去世后的葬礼规格不仅仅是一个行政问题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逝者的悼念活动需参照其生前职务。若仅依最后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职务，军级待遇并无不妥；但若考虑他一生的贡献和地位，显得相对较低。对此，许世友无法接受，便为王近山的待遇奔走。邓小平得知此事后，迅速做出决定，表示王近山的战功必须受到相应的重视，并要求审查悼词。

在悼词中，王近山的重要经历被一一列出，包括六纵队司令员、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等多个职务，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称呼在整个悼词中显得尤为刺眼。最终，邓小平决定将“南京军区副参谋长”改为“南京军区顾问”。这一变动不仅是名称的调整，还意味着王近山可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，从而提升追悼会的规格。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准确评价一个人的一生经历，王近山的历史贡献不应因其晚年职务低而被抹去。

在当时，还有类似王近山的情况。周志坚长期在许世友麾下，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，后因生活问题而受到影响，最终在80年代被任命为南京军区顾问，享有大军区的待遇。周志坚的任命也同样得到了老战友的支持。许世友过世后，聂凤智在处理后事时坚持全面评价一位将领的贡献，认为不能只看某一阶段的经历。

这一讨论与王近山悼词的修改逻辑相似：一任职务的变化并不影响人生的曲折，但历史评价必须准确反映事实。王近山最终以修改后的悼词保持了其作为重要军事指挥官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