堂屋里闷热得像蒸笼，电扇呼呼地打着转，却吹出一阵阵热浪。继母从信封里抽出那张纸，眼神掠过一眼，脸色立即变了。她指甲掐着纸边，猛地一撕，纸张发出清脆的撕裂声。

我跪下去捡，继母一脚踩在我手背上，鞋底的泥巴嵌进我的指缝。“念什么书？你配吗？”她冷声质问。我抬头看她，身后围着一屋子人，却没有人替我说话。那晚我翻墙离开，从此三十年没回过家。

三十年后，全国观众都在看着我。她坐在电视机前，手里的苹果滚落到地上。我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，全家当场愣住。

回首过去：我五岁那年，母亲病逝。那会儿的我糊里糊涂，只记得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，村医来了一趟又一趟。最后那天傍晚，母亲虚弱地把我唤到床边，含糊地说了句“要听你爹的话”，我点点头，她的眼睛就闭上了。自那冬天起，家里像塌了一半天。

父亲白天到外头干活，晚上回家做饭。他不会做饭，常常咸或糊，我吃得很慢，他就蹲在旁边看着我。过了大半年，父亲被人介绍说邻村有个寡妇带着一儿一女，愿意改嫁过来。他问我要不要一个“妈”。我说不要，可继母仍进了门。

她来的那天穿着碎花布衫，一手牵着妹妹，另一手抱着弟弟。妹妹陈乐萱怯生生的，弟弟肖子轩才两岁，抱在怀里啃手指。父亲在院子里交代：“往后，你喊她妈。”我没有喊，她也没主动亲近我。生活照旧，继母能干，把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，父亲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晚上也会喝两口酒。我一度以为日子会好起来，但很多东西像柴垛底下的潮气，看不见却一直在发臭。

在家里的位置越来越低。继母定下规矩：好菜先给弟弟，再给父亲、妹妹，最后才轮到我。她常说“大了就该让着小的”。我从不顶嘴，放学后先干家务，干完才能靠在灶台边写作业。她看到就骂：“写什么写？女娃子，写再好能上天？”我低着头，始终一言不发。十年过去，弟弟被惯坏，妹妹成了半个劳力，而我在这个家里像个影子。父亲偶尔夜里坐在院子抽烟，摸着我的头说一句“你念书念得好，爹知道”，话到嘴边又吞回去。

那年七月，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院。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在院外喊我名字，我从灶台后冲出来接过牛皮纸信封，颤抖着撕开封口。白纸上印着红章：我被录取了。我握着录取通知书跑进堂屋，继母正在择韭菜，抬眼看见我手里的纸。“哪来的？”“录取通知书，我考上师范了。”我期待她的喜色，哪怕平日里她对我冷淡，但这样的喜事总该高兴吧。

她接过纸，低头看了几秒，然后抬眼盯着我，嘴角抿成一条线，双手捏住那张纸。“念什么书？”她冷冷说，“你爹要还债，你弟弟妹妹要吃要穿。你连烧火都烧不旺，还想上天？”话音未落，手一用力把纸撕成两半，又对折撕碎，纸片啪啪作响，像骨头折断。我冲上前去，她一把推开，把碎纸扔到地上。我跪下捡，她把脚踩在我的手背上，泥印进我的指缝。疼得我咬紧嘴唇，却没有喊出声来。

“爹！”我喊，父亲蹲在门槛边，烟卷的烟灰堆在指尖，他没有抬头看我。过了很久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行了。撕都撕了。”那只脚才从我手背移开。继母踢开地上的纸片，回到灶台。我收拾着地上的碎片，有的被踏进灶灰，我把手伸进去拂开灰，捻出那被踩得皱巴巴的纸片，“陈雅静”三个字有的被碾糊了。我把那些碎片一片片包进一张皱纸，塞进衣兜。夜里把那包纸压在枕头底下，望着明亮的月光整夜未眠。

半夜门被掀开一道缝，妹妹轻手轻脚地来到床前，把一卷用作业本撕下的纸卷着的毛票塞到我手里，“姐，”她声音小得像蚊子，“我把攒的鸡蛋卖了，六块钱。你拿着。”我想把钱退回，她却退后一口气跑掉。我把钱放回枕头底，心里暖暖的。

次日清晨，院外传来摩托车的轰鸣。我端着泔水盆去喂猪，见一个瘦长脸的男人靠在摩托车旁抽烟。继母端着一碗稀饭出来递给他：“子轩他舅，先吃点东西。”那人两口喝完碗里的稀粥，把碗放在窗台，顺眼扫过院子，停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两遍，笑着说：“姑，这丫头还行，壮实。”继母点头答应：“明天去镇上说一声，成了就把事定下来。”那男人骑上摩托车，发动引擎离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