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四十分，陈建国刚脱下夜班保安的制服，房东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：“老陈，月底前搬一下，房子不往外租了。”他以为是涨房租，先试探道：“杜哥，涨一两百我能接受。”电话那头却说不是涨租：“我儿子结婚，要把地下室腾出来放装修材料。今天十五号，给你半个月找房。”挂断电话后，他站在写字楼地下更衣室，鞋带只解开一只，久久没有换衣服。保洁推着车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缝，发出一声咯噔。

陈建国今年55岁，在北京一栋写字楼做夜班。他住的半地下室十四平方米，从单位坐五站公交就到，是个老小区。房租每月2600元，窗户只能看到外面行人的鞋，夏天墙角会返潮，但能摆下一张床、一只衣柜，还有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木质书柜。他在这里住了七年，从没想到会被要求在半个月内搬走。

回到屋里，他拉开窗帘，早高峰的人流脚步从玻璃外一阵阵走过。他坐在床边打开手机银行：工资卡14267.38元，微信零钱2107.62元，支付宝625元。床头的铁盒里还有1000元现金，是留着回老家看父亲和应急用的。他拿出一张废旧快递单，在背面把这些数字写了两遍，合计一万八千元——一分不少也不多。这就是他名下目前所有的钱：没有定期、没有理财，也没有藏着别的银行卡。他上个月的工资已经到账，再领下一次工资还要等26天。

他把那张写好数字的纸折好塞进裤兜。之前他总以为手头有二三万，只是分散在不同地方。真正算清楚后，他才意识到，在北京干了三十多年，所有积蓄也就够交一间普通单间的押金和几个月房租。

下楼去吃早点时，他照常要了一碗豆腐脑和两个烧饼，付钱前又把一个没动过的烧饼退了回去。摊主看了他一眼：“怎么，又吃不了了？”他摇头说最近胃口小。其实两块钱也换不来一间房，但自从把“一万八”看清楚后，他每花一分都觉得有人在旁盯着。

当天上午，他连续跑了三家中介。第一处月租2800，朝北，窗外紧贴高架桥，中介要求押一付三，还要收相当于一个月租金的服务费，首付算下来要14000多；第二处在五环外，月租2300，不收中介费，但必须押一付六，首付也超过一万六；第三处离单位近，月租3100，刚刷过墙有刺鼻味，床和墙之间只能侧身通过，房东听说他55岁、一个人住，连问了两遍身体状况，还要看工资流水并留下直系亲属电话。无奈之下，陈建国报了女儿陈妍的号码。

陈妍28岁，在通州一家职业培训机构做课程顾问，与同事合租。父母离婚后她跟母亲生活，工作后留在北京。父女不算冷淡也不算亲密，平时一个月通一两次电话，陈建国总说自己过得挺好。

房东当场拨通了她的电话，确认关系后问起父亲为什么搬家，陈建国接过电话淡淡说：“人家收房，你别瞎操心。”他对房子的首付数额含糊其辞，中介和房东在一旁听着。那套屋子的首付款要一万五千五百元，他没有当场签合同，只说再考虑一天。下楼时中介劝他附近这个价位不容易找到，他算了算：“要是今天交钱，手里就剩两千五。”中介没听清，他说声“没什么，我再看看”。

晚上十点多他在写字楼侧门接夜班时，陈妍来了，手里提着面包和牛奶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拉开门，“我不是说不用管吗？”她说：“你每次都说不用管。”值班室里只有两把椅子，同事老孟拿起手电说去巡楼，让他们慢慢谈。陈妍没动桌上的水，先问房东给了多少天搬家时间，又问看中的房子首付是多少。陈建国含糊回答“一万多”。她追问具体数字：“一万多少？”他有些不耐烦。她又直言：“爸，你到底有多少存款？”他从裤兜里摸出那张快递单，摊在桌上：“都在这儿，卡里、微信、支付宝、现金，全算上，一万八。你看清楚了？”陈妍伸手去拿纸，却在听到“一万八”的时候又缩回手。

她一直以为父亲只是舍不得付中介费。陈建国每次回老家都抢着买单，侄子升学给两千，亲戚办事的礼金也从不落下，他还曾说给自己留了点钱，不用她操心。陈妍低头把那几行数字重新核对了一遍，用手机计算器逐项加完后，没有立刻说话，只用拇指在手机壳边缘反复划着。她问：“上个月工资已经在里面了？”陈建国回答：“在。”